来自 篮球嘉年华 2019-05-09 17:47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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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红》写出了具有时代气息的新人形象

  战国红,产于辽西朝阳北票的玛瑙,有“玛瑙中的君子”之称。如果让你给它做个比喻,你会把它比作什么?如果让你把这“玛瑙君子”和人联系起来,你又会想到谁?作家滕贞甫把这亿万年生成的战国红和华夏民族千古的梦想联系起来、和当下中国大地上正发生着的震古烁今的脱贫伟业联系起来、和中国人彻底消灭贫困的卓越努力联系起来,创作了长篇小说《战国红》,他把战国红比作了那些赤胆忠心奋战在脱贫第一线的扶贫干部,把战国红比作了中国人矢志不渝带领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把战国红比作了民心、比作了诗心……

  4月29日,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作家杂志社主办,春风文艺出版社、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承办的“长篇小说《战国红》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20多位文学评论家对这部紧跟时代、深入现实,全面书写脱贫攻坚战,书写扶贫脱贫过程中人们精神成长的作品进行了全面研讨。

  文章合为时而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时代呼唤着反映这一伟大工程的文学力作。《战国红》应时而作,正是文学对这一亘古未有的伟大成就的最有力呈现与书写。评论家们从如何在时代的主旋律上反映现实、乡土叙事新的现实主义道路探索、如何塑造新农村时代人物形象、主题创作如何和文学性艺术性有机结合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讨,对这部作品各方面探索带来的示范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

  这部作品在如何反映这个时代,如何站在时代的主潮上、在时代的主旋律上反映现实做了宝贵的探索,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文学作品如何反映时代,如何站在时代的主潮上反映现实?这是每一位作家都需深入思考的课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认为,《战国红》在这方面做了宝贵的探索,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其中,很宝贵的经验就是不回避矛盾。他说,“现在反映现实、反映时代的很多作品是回避矛盾的。我觉得这是不真实的。面对新时代特定的、非常复杂的矛盾,如何认识、体现和表现这些矛盾,是能否真实、有力地反映时代生活的关键。这部小说正视矛盾,写出了扶贫工作的艰苦,写出了扶贫工作的难度。历史的重负、自然的困扰、社会的复杂性乃至于人性的复杂性,所有这些都要面对,这部小说在这些方面做了好的探索。正视矛盾、正视困难,让人物性格真正立住,真实地反映了我们这场伟大斗争的历史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则认为,《战国红》比其他写扶贫的作品更厚重、更深入、更深刻,它写出了人们的精神状态、精神成长、精神变化,这比眼睛看得到的村容村貌的变化更重要,这是乡村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农村建设涉及方方面面,这部作品最可贵的是,它不仅关注到物质脱贫,还对乡村建设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反思。《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说,“这部作品涉及乡村振兴的方方面面,其中写到的‘咒’事实上是关于生态文明的反思。当下,精准扶贫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我觉得绝对贫困已不是那么醒目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生态。所以,《战国红》这部作品正是找到了一个特别切要的生发点,‘咒’背后隐含的既是生态问题,也是历史文化积淀问题,这些都直接关涉人们真正的幸福生活和内心的力量感。这部小说对这些问题的深刻体现,使其成为有特点的、好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非常出色的‘深扎’成果,写出了辽西的特点和地域特色。”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认为,《战国红》是一部严肃的、包含多重伦理诉求的小说。所谓多重伦理诉求是指,首先,它是一部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以扶贫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其次,它又是一部具有现代意识的包含生态、科学、思想的科学扶贫作品。这部小说将扶贫工作的方方面面和乡村生活的林林总总有机结合,不仅写了扶贫工作队带领大家搞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治赌、治懒、治病,整治环境、整治人心世风,还包含了文化扶贫、政治扶贫等方面,写得非常精细,令人信服。

  《中国图书评论》主编杨平说,现在写精准扶贫,文学虚构的成分比较多,跟现实的农村生活、脱贫生活不符,与真实情况是有距离的。这部作品却写出了农村的真实故事,不光写出了生活表象,还把本质的东西写出来了。把时代的精神风貌和这个时代的人为了伟大事业如何去奉献自己的真实精神世界写出来了。

  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胡平认为,如今的乡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脱贫攻坚以来出现新的现实,作为新的主题创作领域,还有很多经验值得积累,这部小说提供了新鲜的经验。这类小说能不能写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的创作积累和创作经验。这部作品的特点在于,作者在过去的乡村体验中积累的很多东西构成了小说的细部,使小说具备了有质感的现实生活基础,这部作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些细部的东西。

  它书写了今天中国的新农村,从乡土叙事的探索上看,是一种新的积极的现实主义道路探索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陈晓明说,这部作品写了今天中国的新农村。乡土叙事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方面,其在家族叙事、历史叙事、苦难叙事等方面达到了一定高度,但是在表现20世纪中国乡村的深刻变化以及乡村中积极的、新的肯定性方面,中国文学一直没有特别卓越的作为,其实这也是中国文学一直试图寻求创新的一条道路。今天,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又以精准脱贫这个伟大的召唤作为引导,这对文学也是一次伟大的召唤。

  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乡土叙事新变革的探求方面,从现实主义角度分几个方向:一是激进现实主义;二是批判现实主义;三是新的积极的现实主义,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来一直探寻的,是在倡导主旋律的这一大的召唤下的现实主义新努力。这方面最近几年涌现出不少作品,《战国红》是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一部作品。对今天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变革,这部作品的书写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感和历史感。

  张清华则提出,《战国红》是一部有重大主题但并不概念化的小说。他说,描写乡村社会,新文学有一个久远的传统,强烈的悲剧意识、现实关怀是这类小说的传统。随着当代社会变革的脚步,原本的写法被改变。《战国红》一书中也是几度波折,尤其是小说中作为小说双线之一的、对第一批扶贫干部海奇扶贫之路的艰难曲折及最终失败的描写,以及对第二次扶贫因为资源的充裕和政策的强力支持而获得成功的表现,两条线彼此交错,构成了时空的交错和对照,这在小说的叙事和构思上产生了新意。

  施战军认为,《战国红》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新时代题材小说的方式。他说,我们总是盼着有新时代的《暴风骤雨》,新时代的《平凡的世界》,事实上,新时代就应该有反映新时代自己特点的东西,有反映新时代主要矛盾之下新生活的东西。很多作家还是以从前的文学作品为参照,去审视当前的生活来创作。属于文学的新的精神系统或者审美系统如何建立,是下一步作家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的艺术难题,而这部作品恰恰是在这一探索路途中非常珍贵的收获。

  作品浓墨重彩地刻画了扶贫干部的群像,写出了人物、写出了性格、写出了精气神

  文学作品如何书写时代?根本上要靠人物,靠人物的性格、形象和精神风貌。李敬泽认为,《战国红》这部小说一定程度上写出了人物的情感世界。他说,小说中浓墨重彩地刻画了扶贫干部的群像,写出了人物、写出了性格、写出了精气神。从海奇到陈放到杏儿等一批形象立住了,而且在这批人身上或多或少、层次不同地体现了这个时代很重要的精神风貌。

  白烨则着重谈到杏儿形象的塑造,他说,由杏儿这个乡村青年女性切入,《战国红》写出了具有时代气息的新人形象。作品里的杏儿天资聪慧、为人质朴、喜爱诗歌,这使得杏儿虽置身乡村却保有理想。她心系家乡,以自己的善解人意和长于沟通,成为柳城村脱贫攻坚的先行者。杏儿这个形象由淡到浓,由弱到强,体现了当代青年志在改变家乡面貌和为乡村振兴事业勇于担当的使命感。在她身上,文学情怀与现实抱负相随相伴,体现出新一代农村青年的新造诣与新素质、新志向与新风尚。

  《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主任刘琼也谈到,时代性不能概念化、符号化地体现,而是要用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体现。她说,这部作品最大的特点是塑造了人物的性格。作者写了一批人物,这批人物非常珍贵,杏儿以及她周围的扶贫干部们都是有层次的,每个人都有自身的性格逻辑、每个人的性格里都有可以展开的东西。

  《小说选刊》主编徐坤则认为,《战国红》是全景式展现辽宁精准脱贫攻坚战的一幅图画,其最大的贡献是塑造了一批新人形象,塑造了一批90后农村新人的形象。

  整个作品既很现实,又很文学,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较好,具有接地气、扬正气等诸多特点,在当下现实题材创作中别具一格的小说力作

  谈到主题创作的文学性、艺术性表现,白烨说,这部作品的文学性表现在很多方面:一是整个作品的矛盾冲突营造得较好,很抓人。另外就是前工作队员走了之后留下的很多疑点、谜团、传说构成了一条副线。还有杏儿爱写诗,都使得这部作品很有文学性。他说,整个作品既很现实,又很文学,这是现实题材中比较少见的作品。他觉得反映扶贫工作的文学作品既要把扶贫写好,也要超越扶贫,要使作品在扶贫工作完结之后依然能留得下来、传得下去,这部作品做到了。总之,《战国红》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较好,接地气、扬正气的优秀作品,是一部在当下现实题材创作中别具一格的小说力作。

  陈晓明则认为,这部小说采用了诗情画意的笔法,作品语言非常讲究洁净,多用白描,读起来透着诗情画意。这种画意并不只是表现在山水上,而是表现为人物间的关系。另外,战国红的象征意义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既是党的初心,又是民心、诗心。它不像别的小说,使其道具化,而是在故事的推理中一点点绽放出光芒。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贺绍俊着重谈了这部小说的比兴手法。他说,滕贞甫的小说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很多营养,他的小说有一种古典之美。其中,突出表现在他爱用“比兴”手法。《战国红》的主题就是一个很大的比兴,即以战国红玛瑙来起兴,来寓意辽西地区的扶贫事业,来比兴那些具有高尚情操和崇高思想品德的人。小说的很多人物,都具有战国红般的品质。

  研讨会上,作家滕贞甫也谈到自己的创作初衷,他说,创作这部小说是因为感动。去年,他两度去湖南湘西调研精准脱贫工作,两次去十八洞村,那是总书记发表精准扶贫战略思想的地方,看到了当地驻村干部的不易,对此感同身受,因为18年前,他也曾在辽西挂职对口帮扶。作为一名作家,不应该对扶贫干部的无私奉献无动于衷,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让7000万人摆脱贫困都是亘古没有的伟业,这件必将载入史册的大事在文学上应该有所表现,新时代文学的长廊里,驻村扶贫干部的形象不能缺席,他感到有责任创作一部作品向他们致敬。

  编者按: 互联网时代,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了巨变,很多人利用手机随时随地阅读,但阅读的内容大多是社交媒体推送的即时文章,这样的消遣性阅读很容易分散注意力,使人失去深度学习思考的习惯。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如何在碎片化的时段里进行深度阅读?听听评论家们怎么说。

  读图读屏取代了读书,这是信息化互联网时代不可逆的趋势。浅表阅读注定挤压深度阅读的空间和时间,但是,如果我们将所有的光阴都消费在信息采集和纷至沓来的娱乐消遣层次上不可自拔,那么人类文明的深水区将无人问津,思想和探索的领地将变成不毛之地。艺术和文学、哲学和智慧的大树也会干枯荒凉下去,其后果不堪设想,其代价无法估量。

  深度阅读是一个社会心灵成熟、理智通达、感觉敏锐的标识和尺度。不倡导深度阅读的社会,离文明程度、离精神境界会越来越远。当下的难题是如何在碎片化的生活节奏里获取深度阅读的机会和能量。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学古人的做法,做到读书“三上”——马上、枕上、厕上。随机随缘,有空余就拿起一些经典,用“偷”来的一小段光阴,将阅读的焦点对准人类创造的精华部分,吸纳过来。

  在地铁里读书、在公交车上读书、在劳作之余读书……时段有限,地点有限,而偷读、赏读、沉下心来读的渴望与信念却是无限的。

  读好书就像翻地耕耘,你得精心侍弄。平素挤出一点时间,每天都用点时间,啃啃高端的经典,既是磨砺心情,又是挑战意志。深圳有个了不起的诗人叫郭金牛,一个农民工,他的写作和阅读都在业余时间里做。他的诗带着那么多的古典神韵,融合了现代精神。他如果没有深层次的阅读垫底,那么他的写作充其量还停留在一个浅表层次。深度阅读,渗透了当下的生存状态,再以自己的个性写出来,就再造了郭金牛的灵性诗篇。

  朋友圈里几位友人经常晒读书,并且读的都是与工作无关的大书,比如哲学、法律。一般而言,与工作无关的阅读多半是“消遣型阅读”,网络小说和各种自媒体阅读大多属于这类。很好奇,这些达人为什么会把晦涩难懂的哲学和法律当作消遣读物呢?

  数字时代,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与便捷性,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与思考方式。为了给忙碌紧张的生活释放压力,看图文资讯、翻朋友圈或者干脆漫无目的地“刷屏”成为消磨闲暇时光的主要方式,少有人愿意看枯燥的文字,更别提翻书“啃”哲学了。的确,小屏幕里的诱惑太多,碎片化、浅表化阅读横行,即使是专家学者也无法一直深阅读。但是他们会把资讯动态等浅阅读当作“索引”“摘要”,为深阅读做准备工作,这是协调处理深浅阅读的有益方式,更是利用碎片时间辅助开展深阅读的好方法。

  其实,深度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邂逅心灵的旅行。放松情绪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深阅读,离开种种现实,在文字世界里找寻心灵的一方净土,沉浸其中的乐趣只有自己才能体会。深阅读与否,主要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时间碎片化则是次要原因或者说是借口。在与那些深阅读达人的接触中,我发现他们都是很好的时间管理者,能合理利用碎片时间,灵活处理一些问题,然后专注于深度阅读并乐此不疲。于他们而言,阅读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享受生活的方式。“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意挤,总还是会有的。”只是我们是否愿意把时间放在深阅读上罢了。毋宁说读法律、品哲学,闲暇时光翻翻《人类的故事》也别有一番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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